在二月份，最严格的疫情管控期间曾写过一篇《后疫情时代下的小城刑辩律师》，是关于疫情解控之后小城刑辩工作开展的预想，也谈了谈自己的生活状态。
如今过去了近两月，疫情管控在逐渐放松之后又因全球疫情蔓延又在稍稍收拢抓紧。小城刑辩律师的工作模式从当时的居家看书、远程听课、电话沟通的方式转变为正常的行政上班、未开庭案件案头工作的正常办理，同时继续远程听课。
在律所内，已经可以看到民商事律师如火如荼地重新步入工作的正轨，但是自己手头上的刑辩工作因会见、开庭的困难，而被迫半复工，甚至未复工。所以，小城刑辩律师在疫情稍解控的今天，依旧还是需要自己“找乐子”。
前两日重读《法律人的明天会怎样》，书中有段话，“说到这里，律师还值得吸取比“颠覆”问题更大的教训：永远不要忽视接受你们服务的人。当你们律师考虑某种创新的时候，多站在你们试图帮助的客户的立场来考虑。你们的创新对他们意味着什么？”今天就想聊聊自己的思考。
在刑辩领域，工作内容上没有太多创新的空间，按着诉讼程序都得走在阅卷、会见、开庭的轨道上。有关如何快速有效阅卷、怎样辅导好当事人的会见、何以最佳表现的开庭等等提升工作效率的方法论讨论得比较多。所以，在看到此段话时，我想换一个方式问自己：辩护方案的选择，对当事人而言意味着什么？
律师与当事人的关系平衡上，在刑辩领域，我们称之为“独立辩护权”的讨论，在商事领域，我们称之为“客户思维”的讨论。
“客户思维”这句词语，我在近一两年多个地方多次听到。要想钓到鱼，就得像鱼一样思考。要把东西卖给客户，就得知道客户在想什么，需要什么。电影《华尔街之狼》中有个很经典的桥段“你来试试把这支笔卖给我”，失败的经验是仅仅强调笔的好处。而成功的经验是为客户提供需要使用笔的理由，也就是为客户创造需求。
“独立辩护权”，在２０１７年全国律协通过的《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》中表述“律师担任辩护人，依法独立履行辩护职责。律师在辩护活动中，应当在法律和事实的基础上尊重当事人意见，按照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开展工作。不得违背当事人的意愿提出不利于当事人的辩护意见。”也就是说，律师辩护权的基础是当事人的委托，不能不顾当事人的意志，只顾自己的“形式表演”。在尊重当事人意志的基础之上，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，是辩护工作的第一原则。
辩护方案的选择，最终通向的道路是为了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。律师基于自己的专业判断，对案件辩护方向会有更深层次的思考。
但站在当事人的角度，则会因人而异。有一些不愿意去过多纠缠案件证据问题，只想程序走快点，早日判决、早日服刑、早日出狱；有一些不愿意面对事实、证据，避重就轻，只关注案件中细枝末节的小毛病力争脱罪、罪轻；有一些只是不信任法律，怀疑辩护效果，宁愿找关系；还有一些没有任何想法，律师说什么就是什么……
“客户思维”与“独立辩护权”两个概念，一般看来是风马牛不相及。“客户思维”是商事领域的销售技巧，在律师工作中似乎更像是如何成功接受委托。“独立辩护权”是委托之后的工作理念。但我认为，在辩护方案的选择中，两者是有相通点的。两者都须基于当事人／客户的需求，或者说当事人／客户的最大利益，这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。在与之沟通的过程中要进行协商，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传达给当事人，将当事人的要求再融汇进自己的辩护思考中。
“律师画地图，当事人来选择”，辩护方案的选择并不是一道简单的、固定的选择题，是会在沟通过程中、案件进程中不断调整的。我们会逐渐理解当事人内心中的固执，当事人也会逐渐领会法律后果对自身的意义。
现在碰到比较多的情况是，在审查起诉阶段当事人会问律师意见，“我要不要做认罪认罚？你帮我分析分析……”我们通常会根据案件证据情况、量刑幅度等与当事人逐一说明，同时给出建议。类似证据确凿，当事人无异议的案件自不必说，会明确建议当事人作认罪认罚；案件定性存在较大争议的，当事人坚持无罪抗辩的，也无需多言，会直接遵从当事人意愿，不作认罪认罚。
而需要与当事人多次协商的，是事实没问题但定罪有难度的案件。例如，有些案件在犯罪事实上有供述、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，系事实无异议，但罪名的定罪量刑还须其他如鉴定意见等证据，但这部分证据尚未完全确凿，系定罪有难度。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选择，“协商还是进攻”？
进攻型辩护，是在与检察机关沟通无效后，待案件诉至法院开庭审理，将证据问题一并提出，可谓是“较真了”。协商型辩护，是与检察机关进行谈判，对存疑证据“大家各退一步”，为当事人的量刑争取一个更好的结果。两种方向的选择，会带来不一样的结果，结果的承受者都是当事人本身。所以，作为律师无法仅凭个人意愿，比如想在庭审上酣畅淋漓地“斗”一场，还是简单、快速地一场庭审来建议当事人。
也有人评论说，律师都巴不得给当事人做认罪认罚，这样后面开庭就没事了。这种观点，我是非常反对的。某些案件本身事实无争议、案情简单，程序是可以走的很快。但有些案件，就比如我上述提到这种事实无异议、定罪有难度的，如果做了认罪认罚，的确庭审节奏会快很多，但那是因为律师已经把主要的工作在审查起诉阶段完成了，是问题处理的前置化。这个阶段选择认罪认罚，与检察院的沟通从工作量来看不会比庭审准备少，甚至殚精竭虑的还会更多。
诉讼程序如时间一般，只会向前奔走，无法回头。辩护方案，不仅仅是我们的选择，更是当事人的选择。我们需要换位思考，需要把每一项选择所指向的法律后果与当事人说明，摆清案件问题，列举可能后果，不能仅为了自己的“庭审表演”而使当事人的利益受到损害。毕竟定罪有难度的案件不等于绝对的无罪，这会是一条有期待又非常难走的路，同样，也会有当事人宁愿不作过多纠缠，由律师与检察院协商谈判来换取早日出狱，这都是律师工作价值的体现。前几日听陈瑞华老师的课中了解到已经有同行在如此协商型辩护，我办理的案件中也有采取沟通协商，淡化案件问题的方式辩护，当事人亦获得满意结果。
“‘我们的存在是为了把我们的知识变成对客户有益的价值。’用我们的知识、专长、经验、见解、技能运用于客户事务的具体情境中。”当事人很难理解晦涩的法律条文，律师的经验便对他们来说很重要。他们也会更愿意听一些别的案例来评估自己的未来。
“独立辩护权”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，基本有了定论。但是换一种方式问问自己，“辩护方案的选择，对当事人而言意味着什么？”这虽然包含了“独立辩护权”的问题，但我认为这不失为一种换位思考的尝试。
